【作者：任金伟】1966 年，一场史无前例的 “文化大革命” 如狂潮般席卷全国，自上而下裹挟着每一个角落。即便是米坪这样地处深山的偏远村落，也终究没能逃过这场风暴的侵袭。一夜之间，河西大队的土墙上被红红绿绿的标语贴得密不透风 ——“除四旧、立四新”“打倒牛鬼蛇神” 的字样刺眼夺目，像一件缀满尖刺的 “花衣”，裹得整个村庄喘不过气。村口那只锈迹斑斑的大喇叭，从清晨天不亮就开始嘶吼，一遍遍循环着激昂却空洞的口号，尖锐的声响穿透街巷，砸在每户人家的窗纸上，也砸在人们惶惶不安的心上。没人敢大声说话，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，往日里炊烟袅袅、笑语盈盈的村庄，一夜之间变得死寂又压抑。
起初，斗争的矛头直指 “地富反坏右”。这些曾在不同时期被贴上标签的人，一夜之间沦为批斗台上的 “罪人”，被剃了光头、挂了黑牌，在众人的呵斥声中弯腰低头，承受着无休止的辱骂与殴打。大队按上级指令匆忙组建革命委员会，红卫兵们则戴着鲜红的袖章，揣着磨得发亮的语录本，像一股失控的潮水涌进家家户户，开展 “破四旧” 行动。在他们眼中，老祖宗传下来的瓷瓶是 “封建残余”，哪怕瓶身上刻着精致的缠枝莲纹，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，也难逃被摔得粉碎的命运；墙上挂着的老字画是 “四旧糟粕”，哪怕是前清秀才的手迹，也被扯下来扔进火盆，化作一缕黑烟消散在空气中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村里老人手腕上那只传了三代的银镯子，小孩脚上绣着虎头的花鞋，这些藏着温情与牵挂的物件，也被当作 “封建余毒” 没收，扔在村口的土坡上一把火烧了。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，从门缝里偷瞄外面的动静，生怕下一群红卫兵的脚步声，停在自家门口。
展开剩余79%随着 “革命热情” 愈发狂热，斗争的矛头又转向了 “知识分子臭老九”。往日里在学校里教书育人、被孩子们围着喊 “老师” 的先生们，一夜之间成了 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他们被红卫兵粗暴地拽出教室，强行戴上用纸糊的高尖帽 —— 帽子足有二尺高，上面用墨汁歪歪扭扭写着 “打倒反动教师”，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们肩上。有人的头发被剪成参差不齐的 “阴阳头”，一半剃得精光，一半留着乱发，模样狼狈又屈辱。而后，他们被绳子拴着，在红卫兵的推搡下游街示众。七十多岁的李老师患有哮喘，走几步就喘得直不起腰，却还得被强迫着高喊 “我有罪”，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每一声都浸着无奈与悲怆。街道两旁站满了人，有人低着头不敢看，有人被狂热冲昏了头，跟着喊口号，而那些老师们，只能在一片喧嚣中，默默承受着莫须有的罪名，任由尊严被踩进泥里。
再后来，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 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。抄家的脚步声在村里此起彼伏，干部们的家被翻得底朝天 —— 木箱被撬开，衣柜被翻乱，连床底下的瓦罐都被倒空。粮票被说成是 “剥削的证据”，哪怕那只是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的救命粮；布证被当作 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，哪怕那是给孩子做冬衣的唯一指望；甚至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，也被红卫兵拎在手里，高声斥责 “这是吸老百姓的血换来的”。曾经为村里修路、打井的老支书，看着自家被洗劫一空，蹲在门槛上捂着脸哭，却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敢说。那个年代，理性被狂热吞噬，正义被口号淹没，整个米坪像被罩在一片漆黑的迷雾里，没人知道天亮后会迎来什么，只能在恐惧中熬过一天又一天。
十年动乱里，地里的庄稼荒了没人管，杂草长得比玉米还高；村口的碾盘停了，没人敢聚在一起磨面；家家户户都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说话都得贴着耳朵 —— 生怕哪句话说错了，就被安上 “反革命” 的罪名。作为河西大队的支书，坤立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：白天不敢在办公室多待，桌上的文件刚整理好，就赶紧锁进柜子，生怕被人翻出来挑毛病；有时刚坐在椅子上喝口水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喊 “贴大字报”，吓得赶紧起身躲到后院的柴房里。晚上回到家，爱人花敏总是端着温热的玉米糊糊，小声嘱咐他：“坤立，咱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别惹麻烦。” 坤立点点头，把碗里的糊糊喝得干干净净 —— 他知道，自己不能垮，就算天再乱，村里的事也不能停，乡亲们的日子还得往下过。
1968 年，看着村里的荒地越来越多，坤立心里急得慌。他召集剩下的几个队干部，偷偷在队部开了个会：“就算乱，咱也不能让地荒着。我看不如扩大林场，既能绿化荒山，以后还能给村里留份家业。” 大家都觉得这主意好，可又怕被人说成 “搞资本主义”，坤立拍着胸脯说：“有事我担着！” 就这样，大队决定以百石崖、老林场为基础，把白沟口、金中寺唐沟的林地也划进来，还盖了 10 间瓦房当护林员的宿舍。郭来法被选为林场厂长，这一当就是 12 年。他是个出了名的实在人，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进山林，育苗时蹲在地里一颗一颗选种子，栽树时亲手扶着树苗填土，巡山时连一片干枯的树叶都要捡起来 —— 怕万一引发火灾。在他的照料下，林场育苗造林足足有 500 多亩，后来加上飞机播种，总面积达到 1200 多亩。更难得的是，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，这片林子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，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成了河西大队最坚实的 “绿色家底”。
林场的事刚有眉目，坤立又盯上了村里的荒坡。他看着那些长满野草的坡地，心里盘算着：“要是种上龙须草，既能固土，还能卖钱给队里添收入。” 可在当时，“搞生产” 很容易被贴上 “走资派” 的标签，坤立只能偷偷组织社员们趁清晨和傍晚下地。他带头扛着锄头刨草，手上磨出了血泡就裹块布条继续干，社员们看支书这么拼，也都跟着卖力。就这样，500 多亩荒坡全种上了龙须草，到了秋天收割后，卖给县里的造纸厂，每个生产队都有了集体收入，家家户户也能分到几块钱 —— 在那个连盐都买不起的年代，这几块钱，能给孩子买块糖，给老人买包草药，是实实在在的 “救命钱”。
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麻烦又找上了门。1971 年，整党运动开始，乡领导说河西大队的粮食产量上不去，怀疑是 “少报瞒报”，派了工作组长郝景夫来蹲点。郝景夫原是乡武装部长，后来升了副书记，说话向来硬气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。有一次开干部会，他当着十几个人的面，手指敲着桌子说：“我说谁好谁就好，材料改改就能当先进；我说谁不好谁就不好，材料整一整，就能送他去法院！”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，这话是冲坤立来的 —— 之前郝景夫想让亲戚当生产队队长，被坤立以 “得选干活实在的人” 拒绝了，这事显然让他记了仇。
坤立心里又气又急，忍不住反驳：“郝书记，说话得讲事实、摆道理，不能凭主观臆断！” 郝景夫当时没吭声，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坤立就知道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没过多久，郝景夫要在河西陈家门前的地里开全村群众大会，特意让队长通知坤立 “必须参加”。坤立心里清楚，这是要当众找他的麻烦，只能推说 “身体不舒服” 没去。后来爱人花敏哭着跟他说，那天郝景夫在会上指着他的名字骂：“坤立这个支书，跑了！想学林彪叛逃？林彪跑到温都尔汉，还不是被大炮轰下来了！他就是反党反革命，留着他干啥？开除！” 花敏当时在台下气得浑身发抖，想冲上去理论，被旁边的妇女死死拉住：“喻女，别傻！你上去只会更糟，赶紧回家吧！” 可她不放心，硬是站在冷风里，听完整场批斗会，回家时眼泪都冻成了冰碴。坤立听完，坐在炕沿上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只是叹口气 —— 那时候的事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，个人的委屈，在时代的洪流里，轻得像一粒尘埃。
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1972 年 5 月，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、大队长会议，郝景夫特意让坤立坐在讲台上 —— 不是给什么荣誉，而是把他当成了 “批判典型”。坤立刚坐下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石门大队的支书李月山就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，开始念批判稿，字里行间全是 “坤立搞资本主义”“不听上级指挥” 的指控。很明显，这些话都是提前写好的，是郝景夫早就布好的局。李月山念完，河西大队的副支书陈金贵也站了起来，扯着嗓子说：“日本、美国机械化那么高，还不是资本主义？坤立非要搞生产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 又说他搞 “一言堂”，不顾民主。
几个人轮流发言，批判的话像冰雹一样砸下来，台下有人低头沉默，有人跟着喊口号。批完之后，郝景夫挥挥手说 “散会”，所有人都起身离开，只有坤立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讲台上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身上，却没半点暖意，他看着空荡荡的会场，心里五味杂陈 —— 委屈、愤怒、无奈，可更多的是不甘心：自己明明是为了村里好，为了乡亲们能有口饭吃，怎么就成了 “反革命”？
这场批判的结果，是坤立的支书职务被悄悄拿下，成了个 “没免职、没任命” 的普通干部，没人再找他开会，也没人再跟他商量事。可他没闲着，还是每天往地里跑，帮着社员们除草、施肥，谁家有困难，他还是会主动搭把手。好在两年后，县里派人来米坪调查，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说之前的批判是错的，给坤立平了反。有人问他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恨不恨郝景夫，坤立只是摇摇头：“恨啥？只要能让我接着给村里干事，这点委屈不算啥。”
整党运动结束后，公社下发通知，任命坤立为河西大队副支书兼大队长，跟着支书刘运洪一起干。这一干，就是十年。在这十年里，动乱的余波还未完全消散，村里的事依旧不好办，可坤立始终记着一句话：不管天怎么乱，给老百姓办事的初心不能改。他还是像以前一样，白天跑遍各个生产队，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账目，谁家的房子漏雨了，他去帮忙修补；谁家的孩子没钱上学了，他去跟学校商量 ——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他就像一棵扎根在河西的老槐树，风雨再大，也始终挺直腰杆，守护着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乡亲。
编辑：李海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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